卑南族民族誌閱讀報告

蔡政良

誰是卑南族

關於「卑南族」是否是「卑南族」,或者什麼是「卑南族」的社會文化特色等問題,大概是近年來陳文德老師對卑南族研究所持續提出討論的問題。以下概略地針對閱讀陳老師的幾篇關於卑南族研究的文章,提出摘要性的報告以及問題:包含()時間、空間、政治經濟的動態脈絡下,卑南族如何成為卑南族的歷史過程;以及社群內部如何在其社會文化下的複雜競爭關係與社會秩序的延續性;()對卑南社會中階序的性質與其社群內外關係的疑惑;()卑南、阿美及鄒在若干社會文化性質上的比較或想像。

從族群分類的歷史來看,卑南族最早和排灣與魯凱被日本學者劃分成屬於共同的一族,後來才被區分並識別為卑南族。而卑南族在這種基於文化特質的分類法上被區辨出來的過程中,陳文德(2003169200288)則認為卑南族形成與其社群的發展,必須顧及歷史過程的脈絡來理解。換言之,對卑南族形成的歷史脈絡來說,除去文化特色上的趨於「類同性」上外,更重要地是從殖民統治、族群互動或者地理環境的脈絡中來理解卑南族在歷史上的形成;而對於社群內部的建構,則必須植基於上述歷史過程中的社會文化特性,以卑南人的社群概念出發檢視社群的邊界與歷史。亦即,陳文德建議我們應該用動態的複雜歷史過程來看待卑南族的形成,而非從客體化的文化特質上著手。這可能也是能夠解釋為何卑南族被劃歸為同一族群時,會有如此多差異性的問題。

關於卑南族的一些疑惑

從陳文德(20022003)的討論中,大致提供我們一個卑南族內外的歷史形象(image),亦即從某種流動的狀態中逐漸成為固定、整合、與想像的共同體(社群)的歷史過程。而這個目前看來似乎逐漸固定下來的族群,也似乎逐漸形塑出某種卑南人的社會文化性質。其中,陳文德(1999)將當代南王內部對於祖先起源地的爭議事件,解讀為基於南王卑南人在階序社會性質下與祖先、老人、起源的觀念息息相關。亦即南王聚落內部構成的複雜,與該社會的階序性質密切相連(陳文德 1999:345),而起源的觀念則涉及社會階序如何維繫(1999:373)。陳文德對於卑南人的階序描述,大致上有兩種層次的階序型態。一為領導家系的階序、另一為老人在內部的權力階序競逐。在〈起源、老人和歷史:以一個卑南族聚落對發祥地的爭議為例〉一文中,關於領導家系的問題,似乎不在起源地的爭議脈絡中出現(除了拿檳榔的人外,頁355),也就是沒有看到主張新發祥地的人的家系與其行為之間的關係,而是圍繞在老人權力競逐的階序觀念下。那麼老人與家系之間的階序是否有其層次上與轉換上(參見頁355那個拿檳榔的家系階序位階轉換過程)的問題。

卑南人社會中的階序性質,也是我對卑南人的社會文化性質中,感到興趣的一個項目,亦即卑南人的社會階序性質到底為何?是基於什麼階序的概念來實踐階序的區分?Sahlins(1970)的大人物(big man)與酋長型(chief man)的階序社會類型區分、Godelier(1982)的偉大人物(great man)類型、或者黃應貴(1986)曾基於Sahlins的概念將台灣原住民社會區分為AB型社會等階序社會類型的概念,而卑南人的社會文化可以被放在這個階序分類的光譜上嗎;若可以,應該被放在哪個位置上;而這種階序型態是否也會如同歷史上動態的族群與社群形成過程一樣的動態?

好像一次問太多,也問太大,不過這是我讀了這幾篇民族誌材料,對於卑南族社會文化特性最感到興趣的題目。此外,我另外對於南王那位主張新發祥地的人,他的論述倒底是基於什麼來說服其他人新發祥地的說法,文章中似乎沒有正面提到,這也是我想知道的背景。

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及比較

最後,提出幾個與其他族群間關係的小觀察,特別是針對我所關心的都蘭阿美人部分。學名長支竹的竹子,都蘭阿美語中稱為puyumaan。這很有意思,puyuma是南王卑南人的自稱,而後綴an,則有指示位置、處所的涵義;而長支竹在型態上具有長、直、耐用以及在與功能上具有搭蓋竹屋的主要材料。都蘭人將長支竹稱為puyumaan與南王卑南人的竹生起源說有何關聯,或說都蘭阿美人對於南王的卑南人的異族觀是否也透過植物來隱喻? (也許我該查一下南王卑南語中長支竹的用語來比較;都蘭的歷史記憶中,與卑南人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有婚入都蘭的卑南人成為都蘭的頭目,而這些有卑南血統的家族成員也會被其他都蘭人認為有某種「特殊」的能力)

另外,陳文德提到的家與部落的隱喻關係,可以從karumaan (祭祀家廟)相關的社會活動看出;而都蘭則可以從kilumaan(家團員在一起[豐年祭])找出對應。兩者在字根上都是ruma(luma)();只是在社會活動上不太相同(祭祀家廟;豐年祭)。都蘭早期也有如卑南的大獵祭(年祭)(南王大獵祭的過程與意義可以參考陳文德 1989),也稱為mangyaw,活動的型態與形式在表面上看來幾乎一模一樣(除了祭歌之外)。然而,都蘭在日據末期時放棄該項歲時祭儀活動的舉辦,而強調了豐年祭(特別是豐年祭第三天的海祭(海上狩獵))活動。另外,南王阿美與都蘭阿美同樣有對都蘭山崇敬的說法出現,這也可以做兩邊的比較。

最後就是植物性隱喻的普遍性,例如陳文德描述(rami mizang)”在卑南語中的階序象徵地位(1999:367);而鄒也有樹根與分支的概念來象徵大社與小社之間的關係;都蘭阿美語也用根(tapang)來形容具有階序意義的大人、長官、重要的人或頭目。看來,也許從「樹根」這種社會階序的植物性隱喻是可以是討論台灣原住民社會階序的一種隱喻。

 

參考資料

 

陳文德

1989 年的跨越:試論南王卑南族大獵祭的社會文化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753-74

1999 起源、老人和歷史:以一個卑南族聚落對發祥地的爭議為例。刊於 時間、記憶與歷史,黃應貴編,頁343-37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2 試論「社群」(Community)研究的意義:一個卑南聚落的例子,刊「社群」研究的省思,陳文德、黃應貴編,頁43-92。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3民族誌與歷史研究的對話: 以「卑南族」形成與發展的探討為例 。台大文史哲學報,59143-176

黃應貴

1986 臺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刊於臺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黃應貴主編,頁3-43。台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Godelier, Maurice

1982 Social Hierarchies among the Baryua of New Guinea. In Inequality in New Guinea  Highlands Societies, Andrew Strathern ed., Pp.3-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hlins, Marshall D.

1970 Poor Man, Rich Man, Big-Man, Chief: Political Types in Melanesia and Polynesia.  In Cultures of the Pacific, Thomas G. Harding and Ben J. Wallace eds. Pp.203-215.  New York: The Free Press.